第291章 北平·赵仲春的投名状
谍战之永无归期 作者:佚名
谍战之永无归期 作者:佚名
第291章 北平·赵仲春的投名状
时间：1948年10月27日
地点：保密站北平站、北平某处秘密地点、白清萍住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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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，赵仲春把白清萍叫到办公室。
他的办公桌上摊著一份名单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。他用手指在名单上轻轻敲著，一下一下的，节奏很快。窗外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，照在他脸上，他的表情看不太清。但白清萍看得见他嘴角那一丝笑意——不是得意的笑，是那种——终於找到了保命符的笑。
“白副站长，坐。”赵仲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白清萍坐下。赵仲春把名单推过来。“你看看。”
白清萍接过来，低头看。名单上写著两栏：一栏是“主张和平之民主人士”，一栏是“中共地下党嫌疑分子”。每一栏都有十几个名字。
她的目光扫过那些名字——有几个她认识。
一位是燕京大学的教授，姓吴，五十多岁，戴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的。白清萍在一次公开场合见过他，他讲的是“和平是唯一的出路”。
另一位是北平的知名作家，姓林，写过很多小说，呼吁停止內战。
还有一位是律师，姓王，曾为被抓的学生辩护。
他们都是体面人，有家有口，有名有望。他们只是不想打仗，不想死。在赵仲春眼里，这就是通共。
白清萍抬起头，看著赵仲春。“这些人，都要抓？”
赵仲春把名单收回去，折好，放进抽屉里。“不是现在抓。是盯著。谁跳得高，就先抓谁。毛局长说了，北平城里，不能有一个唱和平的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下来。“我已经向毛局长保证了，北平保密站绝不出一个叛徒。这些人，就是我的投名状。”
白清萍没有说话。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攥了一下，又鬆开了。她想起陈教授。陈教授也是“主张和平的民主人士”，赵仲春亲自开的枪。那天她坐在办公室里，听见远处传来枪声。她不知道赵仲春会不会对这些人也开枪。也许会。也许不会。她只知道，她拦不住。她只是副站长，一个从延安跑回来的女人，一个被所有人盯著的人。她什么都做不了。
赵仲春靠在椅背上，点了一支烟。他吸了一口，慢慢吐出来。烟雾在阳光里飘散，灰濛濛的。“白副站长，你知道毛局长怎么说吗？”他的声音里带著一种压抑不住的得意。“他说，只要我干得好，將来去台湾，给我一个处长的位置。处长。不是副的，是正的。”
白清萍看著他。“恭喜赵站长。”
赵仲春笑了一下。那笑容很短，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。“恭喜什么？还不知道能不能去成呢。共军都快入关了，能不能活著离开北平，都是个问题。”
白清萍说：“那你还要抓这些人？”
赵仲春把烟按灭，看著她。“抓了，才有机会离开。不抓，毛局长凭什么带我走？我手里没有牌，他凭什么要我？”
白清萍没有说话。她想起李树琼。他也是人质，被关在台北，等著父亲打贏仗。赵仲春也是人质，被关在北平，等著毛人凤带他走。他们都是笼子里的人，笼子的钥匙在別人手里。不同的是，李树琼在等，赵仲春在杀。杀人，让他觉得自己还有用，还有价值，还有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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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清萍站起来。“赵站长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。训练班还有课。”
赵仲春摆了摆手。“去吧。”
她走到门口，手放在门把手上，停了一下。她没有回头。“赵站长，你不怕傅作义知道了？这些人里，有傅作义的人。”
赵仲春冷笑了一声。那笑声很轻，但很冷。“傅作义？他自身难保。三十五军被围在新保安，郭景云要死要活的。他拿什么管我？”他顿了顿。“再说了，我抓的是共党，不是他的人。他能说什么？”
白清萍拉开门，走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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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清萍回到办公室，发现桌上多了一张电报单。她展开，上面写著：
“北平现在应该快冬天了吧，台北没有冬天也没有秋天，清萍姐你要注意身体。我等你来！”
白清萍的手微微发抖。她看了两遍，然后放下电报，靠在椅背上。电报虽然署著李树琼的名字，但话不是他说的。她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因为最后那句“我等你来”——这不是李树琼的语气。他从来不会说“我等你来”。他只会说“我会回来的”。
这是清莲的话。只有清莲，才会用这种语气。
而且，她记得小时候，有一次白清莲跟她说：“姐姐，我討厌北平的冬天，又冷又干。如果一年四季都是春天夏天就好了。”
台北没有冬天也没有秋天——只有春夏。那是清莲在告诉她：我在这里，我很好。你来了，我们一起过春夏。
白清萍把电报单折好，放进口袋里。她没有回电报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回。说什么？
说“我不来了”？她不能。她还想来。
说“我很快就来”？她来不了。她被困在这里，哪里都去不了。
说“谢谢你”？谢谢什么呢？谢谢她愿意等她？谢谢她愿意把丈夫分一半给她？她说不出口。
她只是把电报单收好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的天快黑了，路灯亮了，昏黄的，照著空荡荡的院子。
她站在窗前，很久没有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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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，白清萍没有回住处。
她在办公室里坐著，没有开灯。月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桌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。她看著那些光影，看著它们在桌面上慢慢移动。她想著赵仲春的名单。那些名字，那些人。她想著陈教授倒在天桥附近的水泥地上，血从头部流出来，染红了灰白色的地面。她想著赵仲春收起枪，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她想著自己坐在办公室里，听见远处的枪声。今晚，还会有枪声吗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她拦不住。她又想起那封电报。清莲在等她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回。她只能沉默。
九点。十点。十一点。远处传来几声枪响。不是一声，是连续三四声，间隔很短，闷闷的，像有人在往墙上扔砖头。然后是短暂的安静，接著又是一声，比前面的都响。然后停了。
白清萍坐在黑暗中，一动不动。她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很快。她把手放在小腹上，轻轻地。她想起孟老中医说的话。“恐怕很难有孩子了。”没有孩子也好。没有孩子，她就不用担心他会不会被抓，会不会被枪毙，会不会像陈教授一样倒在血泊里。没有孩子，她无牵无掛。死了，也就死了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安慰自己，还是在骗自己。她只知道，她必须活著。活著，才有机会。活著，才能等到那一天。等到了，她就不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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枪声停了。窗外的巷子里很安静，只有风从墙头吹过去，把枯藤吹得沙沙响。白清萍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，路灯亮著，昏黄的，照著空荡荡的巷子。没有人。只有风，只有落叶，只有那盏坏掉的路灯在晃。
她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她转身，拿起包，走出办公室。
走廊里很安静，日光灯管一闪一闪的。她的皮鞋踩在地板上，声音很响。她下了楼，走出保密站的大门。门口的两个便衣在抽菸，看见她出来，站起来。她没有理他们，走进夜色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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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住处，她没有开灯。她坐在床边，脱了鞋，把脚缩到床上。她抱著膝盖，把下巴搁在膝盖上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一片银白。
她想著今晚的枪声。又是谁？是名单上的人吗？是吴教授？是林作家？是王律师？还是她不认识的人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有人死了。也许是一个，也许是两个。他们倒在血泊里，像陈教授一样。他们的家人会哭，会喊，会骂。然后沉默。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这个城市已经习惯了沉默。习惯了枪声，习惯了死亡，习惯了在恐惧中活著。她也习惯了。她每天去训练班，上课，下课，回住处。她每天见赵仲春，点头，微笑，说“赵站长早”、“赵站长辛苦了”。她每天在所有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。她演得很好。没有人看得出她在害怕，在愤怒，在绝望。
她又从口袋里摸出那封电报，展开，在月光下看了一遍。“我等你来。”清莲在等她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回。她只能把电报折好，放回口袋，贴著胸口。
她躺下来，面朝天花板。那道裂缝还在，从东边延伸到西边，像一条乾涸的河。她把手放在小腹上，轻轻地。她想著那些死去的人。他们也有家人，也有孩子，也有等他们回家的人。他们死了，那些等他们的人怎么办？像她一样，等著，等一个永远回不来的人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她必须活著。活著，才能记住他们。活著，才能等。等战爭结束，等李树琼回来，等那个也许永远等不到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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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深了。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动，从东边移到西边。她没有睡著。她睁著眼睛，看著那道光。她想起赵仲春说的话。“毛局长说了，只要我干得好，將来去台湾，给我一个处长的位置。”处长。他为了一个处长的位置，杀了多少人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他疯了。他被恐惧逼疯了。他怕死，怕被拋弃，怕像杨汉庭一样，从这个世界消失。所以他拼命地杀。杀別人，让自己活著。
她翻过身，面朝墙。墙是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她伸出手，摸著冰冷的墙壁。一下一下的。
她想起李树琼。他在台北，在草山，在那栋日式平房里。他也在等。等父亲打贏仗，等建丰同志放他走，等战爭结束。他不知道她在这里，一个人，听著远处的枪声，摸著自己的肚子，想著那些死去的人。她不能告诉他。告诉了他，他会担心。担心也没用。他回不来。她也出不去。她只收到了一封清莲的电报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回。她只能沉默。
她闭上眼睛。耳边仿佛响起赵仲春的声音。“北平保密站绝不出一个叛徒。”她不是叛徒。她只是不想杀人。她只是不想死。她只是想要一条活路。可在这个世道，活路是要用別人的命换的。她不想换。所以她只能等。等別人给她一条活路，或者等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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