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5章 台北·被关押的张少帅
谍战之永无归期 作者:佚名
谍战之永无归期 作者:佚名
第295章 台北·被关押的张少帅
时间：1948年11月8日
地点：台北草山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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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像一潭死水。
李树琼每天早晨七点起床，穿上军装，坐公共汽车去“省警备总司令部”。办公室还是那间，桌子还是那张，桌面还是空荡荡的。他坐下来，泡一杯茶，翻开报纸。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，从社论看到gg。看完，茶凉了。他再泡一杯，然后坐著，等中午。中午去食堂吃饭，饭菜寡淡，他吃得很快。下午再泡一杯茶，再翻开报纸，再看一遍。然后等著下班。五点，他站起来，拿起包，走出办公室。坐公共汽车回草山。一天结束了。第二天，重复。
没有人找他，没有事做，没有目標。他像一个被人遗忘的棋子，放在棋盘角落，落满了灰。他知道这是监视，也是惩罚。建丰同志不信任他，陈长官也不信任他。他们把他放在这里，让他发霉，让他腐烂，让他忘记自己曾经是谁。他不会忘记。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，看著窗外的阳光，想著北平。想著菊儿胡同的那棵老槐树，想著那扇永远开著一条缝的窗户，想著白清萍翻窗进来时左脚落地的微微踉蹌。他想著这些，才能熬过一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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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李树琼越来越轻閒，白清莲却忙起来了。
辅导班终於开课了。谭夫人帮忙借了一间教室，在市区，离草山不远。白清莲和顾小佳每天早出晚归，教那些军官太太们的孩子国文、算术、英文。学生不多，只有十几个，但白清莲很认真。她备课到深夜，在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教案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，给孩子餵完奶，匆匆吃了早饭，拎著包出门。
李树琼反而成了家里最清閒的人。李母周氏和刘妈带孩子，赵叔做杂务，保密局的特务在偏房里待著。他除了抱孩子，无事可做。孩子在他怀里，睁著黑亮的眼睛看著他，小手抓著他的衣领，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。他抱著孩子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榕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，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，洒在孩子脸上。孩子笑了，露出两颗小牙。他也笑了，但笑容很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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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，他抱著孩子出了门。
草山的路弯弯曲曲，两边种著榕树和椰子树。他走得不快，孩子在他怀里睡著了，小脸靠在他肩上，嘴角流著口水。他沿著山路往上走，走到一个岔路口，拐进一条小路。路越来越窄，两边的树越来越密。他走著走著，忽然看见前面有一道铁丝网。
铁丝网很高，上面掛著警示牌。他停下来，看著那道铁丝网。里面是一片树林，树林深处隱约能看见几栋房子。他正要转身，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“站住。什么人？”
他回过头。两个穿便衣的年轻人走过来，手插在口袋里，目光警惕。李树琼抱著孩子，站在原地，没有动。
“我住山下，出来散步。”
其中一个便衣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一眼他怀里的孩子，正要说什么，另一个便衣忽然开口。“李处长？”
李树琼看著他。
“我是刘少將的部下。刘少將在重庆见过您。”便衣的语气缓和了一些。“这里不能进去。您请回吧。”
李树琼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他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透过铁丝网，透过树林，他瞥见远处一个人影。一个中年人，穿著一件深灰色的长衫，站在一棵大树下面，背对著他。那人影很模糊，但他认出了那个背影。他在照片上见过，在报纸上见过。张学良。被关押了十几年的少帅。
他站在那里，看著那个背影，看了很久。风吹过来，凉凉的。孩子在他怀里动了动，哼了一声，又睡著了。
他转过身，继续往回走。步子比来时慢了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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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家，他把孩子交给李母周氏，一个人坐在廊下。
他点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慢慢吐出来。烟雾在阳光里飘散，一缕一缕的。他想著刚才看见的那个背影。张学良。西安事变，逼蒋抗日。然后他就被关起来了。从大陆关到台湾，从青年关到中年，从中年关到——他还要被关多久？没有人知道。也许一辈子。李树琼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恐惧。不是害怕，是那种——看见了自己的未来的恐惧。他会不会也落得如此下场？被关在一个地方，一年，两年，十年，一辈子。没有人来看他，没有人来救他。他只能等著，等死。
他苦笑了一下。自己这个想法太可笑了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可能有张少帅那么好的待遇？张学良是一级上將，是委员长的拜把兄弟，是改变歷史的人。他是什么？一个中校，一个从延安跑回来的叛徒，一个被建丰同志当amp;amp;lt;i class=“icon icon-unie022“amp;amp;gt;amp;amp;lt;/iamp;amp;gt;amp;amp;lt;i class=“icon icon-unie023“amp;amp;gt;amp;amp;lt;/iamp;amp;gt;质的棋子。他最多是被扔进监狱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秘密甚至公开处决了。没有人会在意，没有人会记得。他只是一颗被用完了就扔掉的棋子。
他把烟按灭，又点了一支。
可乐小说，翻开下一页，就是另一个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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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开始写日记。
不是因为他想写，是因为他需要做点什么。哪怕只是记录一些琐事，也好过什么都不做。他买了一个笔记本，黑色封皮，硬壳。每天晚上，等白清莲和孩子睡了，他坐在矮桌旁边，在煤油灯下写。他写今天天气如何，写孩子会爬了，写白清莲的辅导班收了几个学生。他不敢写任何敏感的內容。不敢写北平，不敢写白清萍，不敢写杨汉庭。不敢写他对建丰同志的不满，不敢写他对未来的恐惧。他写的每一个字，都可能成为將来的罪证。他不知道这本日记会不会被人翻出来，会不会有人拿去解读、分析、定罪。他只知道，他必须活著。活著，就不能留下把柄。
他写得很慢，一笔一画的。写完，合上笔记本，锁进抽屉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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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清莲注意到他经常发呆。
晚上，她坐在他旁边，看著他。他坐在廊下，看著院子里的榕树，一动不动。月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表情看不清楚。
“树琼。”她轻声说。
他回过神。“嗯。”
“你是不是有心事？”
李树琼看著她。月光照在她脸上，她的眼睛很亮。他想说没有。但他说不出口。他有心事，一直都有。从北平到上海，从上海到台北。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，看著空荡荡的桌面，想著北平的那个人。他每天走在草山的路上，看著陌生的街景，想著他回不去的地方。他每天抱著孩子，看著孩子的笑脸，想著他可能永远无法给孩子一个安稳的未来。他怎么能没有心事？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“就是有点累。”
白清莲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她没有再问。她只是伸出手，握住了他的手。她的手很暖。她知道他在骗她。但她没有说破。她只是握著他的手，和他一起看著院子里的榕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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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会爬了。
李平北趴在榻榻米上，小屁股一拱一拱的，手脚並用，往前爬。他爬得不快，但很执著。爬几步，停下来，抬头看看，然后又爬。李母周氏跟在后面，弯著腰，双手护著，嘴里念叨：“小祖宗，別摔了。慢点，慢点。”孩子不理她，继续往前爬。爬到纸门旁边，停下来，伸手去抓纸门。纸门被他抓了一个洞，他高兴地笑了，露出两颗小牙。
李母周氏又气又笑。“这孩子，跟他爹小时候一样，淘气。”
李树琼坐在旁边，看著孩子的笑脸。他也想笑，但笑不出来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，在bj的老宅子里，也是这样爬来爬去，把纸门抓得稀烂。那时候他不知道，几十年后，他会坐在台北的日式平房里，看著自己的孩子做同样的事。他也不知道，他的孩子將来会怎样。会在台北长大，会说台湾话，会忘记北平。也许永远不会知道，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潜伏者，曾经在延安的窑洞里发过誓，曾经在北平的深夜里等过一个女人。他什么都不会知道。也许这样更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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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，孩子睡了。白清莲在屋里备课，煤油灯的光照在纸门上，映出她的影子。李树琼一个人站在院子里，看著天上的星星。
台北的星星很亮。比北平的亮，比上海的亮。亮得有些不真实。他看著那些星星，想著北平的夜空。北平的星星是灰濛濛的，隔著一层雾，像隔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这里的星星太亮了，亮得让人心慌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心慌。也许是因为太亮了，亮得没有遮掩。也许是因为他看见了张学良的背影，看见了自己可能的未来。也许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等，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明天。
他想起白清萍。她在北平，在保密站，在训练班。她也在看星星吗？北平的天灰濛濛的，也许看不见星星。她只能看见灰濛濛的天，灰濛濛的云，灰濛濛的城墙。她只能看见那些她不想看见的东西。他想起他给她写的信。上一封是清莲擬的电报，他写了，寄了。她没有回。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。也许是不能回，也许是不想回，也许是不知道该怎么回。他不能问她。他只能等。
他转身走回屋里，在矮桌旁边坐下。他铺开信纸，拿起笔。先给父亲写。这是母亲吩咐的，每隔几天就要写一封，报平安。他写得很短，只有几行：“父亲大人安好。儿在台北一切平安。母亲身体康健，平北会爬了，清莲的辅导班开课了。请父亲保重身体。”写完了，装进信封。然后他铺开另一张信纸，想了很久。
他提笔，只写了一行字：“台北的星星很亮。”
他写得很慢，一笔一画的。他知道她看得懂。“星星很亮”就是“我想你”。“台北的”就是“我被困在这里，看得见，摸不著”。她一定看得懂。他把信纸折好，装进信封。信封上写下北平保密站的地址，写下“白清萍副站长收”。字写得很工整。他把信封放在桌上，看著它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点了一支烟。
月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眼睛很亮。他想著白清萍。她会不会回信？她会不会看懂？她会不会也在看星星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他必须写。写了，才有希望。不写，什么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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